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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甲骨文记事刻辞中的" "字前人未曾论述，本文结合新出花东甲骨材料对甲骨文中的 、 、 字用法作了一番考察，认为它们实为一字异体，应释为"肇"之初文，含义上有"致送"一类意思；并强调了金文中"肇"字所从的" "并非是"启"字，"启"在殷商甲骨文及西周金文中都是从"又"的，讹变成从"支"应是西周以后的事。苏秉琦是高等学校考古学教育的拓者，他领导创建了个考古学专业——北京大史系考古专业，长期负责专业的教学、科学研究、田野实习和年轻教师的培养，成绩卓着。在北大先后成立考古学系和考古文博学院后仍然不断地给予指导和帮助。他有教无类，奖掖后学， 有许多考古学者都曾得到他的指教与帮助。他为提古学研究的水平，为考古学走向世界而竭尽毕生的精力。他崇高的风范受到学界普遍的推崇，他是我们永远的导师。"阙"是我国古代王都宫门或者城门之前的装饰建筑形式，是悬挂法令之处。阙 早出现在西周，直至春秋时期，只有周王室与鲁国的城门之前才有这种形式。战国时期，"阙"成为各个诸侯国都城门之前的建筑。战国中期，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年)，商鞅按照魏阙的样式"筑冀阙、宫庭于咸阳"。冀，先秦时期指晋南；文中所说的"冀阙"就是立在魏国旧都安邑宫门之前的阙。从此我国古代的"阙"又有"冀阙""魏阙""象魏"之称。王湾三期文化早期主要分布于豫中和豫西东部地区，晚期分布地域明显向南扩张，可分为王湾、煤山、杨庄二期和乱石滩四个地方类型，后两个类型系王湾三期文化取代分布于豫南、豫西南和鄂西北地区的石家河文化后形成的，是"禹征三苗"的考古学反映。二里头文化一期集中分布于嵩山周围一带，二期始进抵驻马店-南阳一线。所谓"新砦期"早段实属王湾三期文化 晚阶段的遗存，晚段应属二里头文化一期偏早阶段的遗存，二里头文化一期是目前所知 早的夏文化。河南淅川徐家岭墓葬区出土一件春秋晚期小口鼎，肩部有两周阴刻篆书铭文，文中使用太岁、岁星混合纪年法，这是目前太岁、岁星纪年 早的出土。《等慈寺碑》是唐初刻立的一通名碑，碑文记载了隋末唐初之割据局面，记载了李世民大败窦建德的武牢之战的全过程。从宋始，历代金石着作对此碑都有记载，《等慈寺碑》在书法史占有重要的地位，既有北魏碑刻和墓志的严谨法度，又有潇洒飘逸的情致，在唐碑中颇为独特，代表了楷书从魏碑向唐楷的过渡。本文通过对河南郾城彼岸寺经幢人首鸟身乐器雕刻的形制、属性、来源等层面的考察与研究，结合中原地区中古时期的乐器组合形态和佛教文化中的音声供养的信仰观念对其进行了综合分析和探讨。本文主要讨论河南上蔡郭庄王金鼎1号春秋楚墓出土有儿簋铭文中"洹"字读法及相关问题。簋之时代，从其铭文字体和有关辞例，同出铜器、陶器等看，似以定在春秋晚期前段为宜，而非春秋早期。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目前所见两周金文中"桓"字，或写作" "、" "，而未见有写作"洹"者。相反，金文和楚简中却有"宣"写作"洹"的例证。因此，将"洹"读作"桓"，谓"陈洹公"即"陈桓公"，不当，应读为"宣"，"陈洹公"即"陈宣公"。由此可对洹子孟姜壶"洹"字的读法重新加以审视。以往多读"洹"为"桓"，谓"洹子"即《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的"田桓子"。据簋铭及清华简《系年》等新出材料来看，壶铭的"洹"应即"宣"，"洹子"即"宣子"，而非传统认为的"桓子"。汉代吉语文字瓦当大量使用于西汉中晚期，东汉时期已较少使用。汉长安城内外 宫廷、离宫、陵寝及署、机构等建筑上吉语文字瓦当使用数量和种类 多，也 代表性。地方诸侯国及地方城邑内各类建筑上使用的吉语瓦当较少，内容多集中在"千秋万岁"或类似的内涵。以三杨庄遗址第二处宅院为代表的当时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较富裕者的住房上也使用"益寿万岁"等吉语文字瓦当。汉代对吉语文字瓦当的使用可能没有十分具体明确的规定，但对使用者身份、地位等有一定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