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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江陵张家山西汉墓葬出土的竹简《算数书》中记载了古代粮食计量的方法，经验证具有较强的科学性。结合此方法，可以对洛阳地区勘探发掘的战国、隋唐时期的仓储粮规模有一个比较直观的认识。其中，战国粮仓发现74座粮窖，大约可储粟米2514万公斤，约合当时83.8万石；隋回洛仓有7余座窖，大约可储粟米2.72亿公斤，约合当时784.9万石；隋子罗仓记载共有6余座粮窖，大约可容48万石粮食，约合今1267.2万公斤；唐含嘉仓天宝八年(749年)时储粮达583.34万石，约合今1.亿公斤，几乎占据了 粮库储粮的一半，其仓窖数量应在4座以上；唐常平仓发现了32座仓窖，可 对这些仓储粮量的研究，既可以加深对粮仓规模的认识，还可以对当时 的农业经济状况有比较直观的了解。深圳大鹏所城较完整的保存了清晚期及民国时期的不同建筑群体，其中将府第建筑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等多方面的价值。其建筑形制、结构、装饰装修方面颇具特点：1.平面结合紧凑，类型丰富，组合较灵活，结合了中原地区四合院落殿堂式结构的组合特色，也反映了岭南山地建筑特点；多采用密集、方形的平面和空间布局；厅堂与天井结合紧密，室内外连通，形成了外封闭、内敞的建筑空间；具有多样的建筑梁架结构，集中了北方建筑的抬梁式构架、南方的穿斗式及岭南建筑常见的梁架法，表现了南北建筑文化的大融合；外观朴实又有岭南地方特色的精细灵巧的内部装修。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元代缂丝大威德金刚曼陀罗是元代宫廷艺术和藏传佛教艺术的巨迹，本文结合前人成果，较为地介绍了这件缂丝曼陀罗的材质、内容、图像学阐释、供养人情况、纪年推定，以及它所反映的元代宫廷"织御容"和缂丝织造工艺。本文结合史料与逻辑分析进一步认定帝后供养像于元文宗第二次登基之后、 时的监制员明里董阿不但是拥立元文宗的重臣，而且是谋杀元明宗的帮凶，题记中称元明宗为"皇子"，暴露了元文宗君臣的虚弱内心；"织御容"的起源则与蒙古人萨满教以纺织品祖先像的传统有关。在织造工艺上，这件曼陀罗兼有来自西北与江南的特色，本文认为它更可能分块织造于杭州，然后运至大都缝合，但是织造匠人却主要来自西夏或回鹘。近年新发现的叶笙叶子旧藏《龙门百品》全拓，选本朝代混杂，含北魏、东魏、北齐、隋、唐及武周诸朝，且全是小件，但纸质、大小及捶拓手法一致，拓工精良，应为同一时期所拓。选本似在关百益选拓魏刻百品前后。其中隋大业六年黄法暾及大业十年女弟子文造天尊像一龛两则造像题记拓本，表明龙门石窟有两品隋代天尊造像，黄法暾一品也并非出自四川绵阳。它对龙门石窟这一佛教圣地的佛道之争，乃至"三教合一"趋势的研究，了新。该两品早年被盗凿或破坏，拟将之作为一个美术考古课题，寻找查对遗痕。藏品是博物馆的立馆根基，是博物馆完成使命、实现宗旨的根本所在。藏品不仅是博物馆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其价值更具有多元性，在收藏过程中更应关注其文化层面，保证藏品的真实性与来源合法性。司马融墓志记载了其部分世系和其本人在西魏、北周和隋代的仕宦经历，为了解三国时期司马家族的历史增添了实物，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对诸神的崇拜与祭祀是商代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全民行为，与商代的其他祭祀相比，学术界对奠基的关注相对较少。本文以中原地区为例，对商代城墙和居址中与奠基相关的考古材料进行了梳理，结合历史文献和出土文字材料，证明"奠基"在商代存在无疑，但与商代其他祭祀有所不同，主要体现在祭祀牺牲的使用上。商人举行奠基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商人希望建筑在建造时能够稳定的精神诉求，二是举行奠基让商人获得精神上团结的政治意义。本生故事是佛教艺术表现的重要内容，舍身饲虎本生以牺牲、奉献为主题思想，在北朝时期较为常见且具有一定代表性，新疆、甘肃、河南、山西等地的石窟中保存有一定数量的该本生故事壁画和雕刻。佛教造像碑、塔是与石窟一脉相承的佛教艺术表现形式，其龛像、铭文及其他佛教内容往往相互印证，形成一个系统的整体，表达一定的主题。甘肃馆藏的两件刻有舍身饲虎本生图像的碑塔是这一时期的代表，其内容、构图、思想内涵等相关问题需要深入探讨和研究。本文在《唐顾师闵墓志考释》一文的基础上，广泛利用传世文献，就顾师闵的生平、亲眷、墓志作者等，作了补充考释，并进一步考察了写作墓志的社会政治背景。